摘要：学科交叉融合包含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两方面的含义。作为一种时代发展的重要趋势，学科交叉融合产生的原因既有知识生产的规律演变与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也有国家战略的需求牵引与政策供给的功能驱动，还有关系空间的价值存在和行动主体的能动建构。然而，要真正实现高校学科交叉融合并非易事，在从“学科中心”向“问题中心”的范式转换中，突破学科边界限制以真正实现不同学科之间的整合必然会经历转换压力和发展挑战。当前面临着学科的“领地”性质与交叉融合理念互斥的本体之困、学科的“链式”构成与科层管理样态失配的秩序之困、学科的“弥散化”潜质与产业转化应用脱嵌的效益之困。为此，高校应以基层学科组织迭代重构知识生产共同体、以学科链式协同弥合制度创新系统、以学科自主发展激活主体赋能机制，形成促进学科交叉融合的破局之道。
关键词：高校；学科；边界；学科交叉融合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教育强国纲要》）明确提出，“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就学科设置调整而言，这里的“牵引”应当包括双重意蕴，也引出了两个问题即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是什么样的学科及其“牵引”出怎样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学科交叉融合在许多国家都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并呈全球性发展的趋势。所谓的学科交叉融合包含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两方面的含义，前者是后者的“基座”，后者是前者的“进阶”。然而，“进阶”并不是必然要发生的，从学科交叉到交叉学科未必就是一种合理化进程。近年来，我国学科交叉和高校交叉学科建设受到高度重视并已成为国家建制。从“牵引”的双重意蕴出发，还可以追问以下问题：高校学科交叉融合是不是科技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结果？怎样的高校学科交叉融合更能体现科技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高校学科交叉融合究竟面临哪些困局？要摆脱困局、促进高校学科交叉融合发展需要建立和完善哪些体制机制？据此，本文将围绕“牵引”的双重意蕴，探讨高校学科交叉融合必然的生成逻辑、实然的现实困局和应然的制度变革。
一、学科交叉融合必然的生成逻辑
学科交叉融合指的是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科自身演变而出现的一种综合性态势，旨在突破固有的学科边界和制度壁垒，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结构要素的交流互动与有机融合，进而在知识创新、人才培养、问题解决等方面提供新的解答范式。从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学科交叉融合既可体现为一种结果状态，又可指涉一种过程手段，即集中表达了静态维度上的目标意义和动态维度上的进程意义。在目标意义上，学科交叉融合着眼于弥合不同学科之间断裂和排斥的分化样态，从而保持知识的统合性和系统性；从进程意义上，不同学科之间通过交叉融合的手段强化整合水平，从而提升问题解决效能并增强理论运用的解释力。实际上，作为一种宏大的时代叙事，学科交叉融合并不是凭空而生的，既是知识生产的规律演变和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使然，也受到政策供给的功能驱动和国家战略的需求牵引，还包含关系空间的价值存在和行动主体的能动建构。因此，本文将从知识—技术、战略—政策、价值—行动三对范畴来探讨学科交叉融合的生成逻辑。
（一）知识—技术逻辑：知识生产的规律演变与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
学科是历史发展和知识分化的结果，但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域的学科内涵并不一致。在大学场域，学科主要是指“学术分类”或“科学分支”。其中，科学的学科结构和现代学科概念主要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和政治组织的产物，且不同学科之间在专业主义与规训制度等因素影响下往往存在明显的边界区分。18世纪，学科发展相对缓慢。进入19世纪，专项资金的支持、更大规模学术形式的劳动专业化进程以及德国研究型大学模式传入美国后导致的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等因素使学科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知识门类构成的现代知识体系中的一些学科不断分化并衍生出具有亚学科性质的“研究方向”和“专门领域”，使学科之间的区别逐渐明显，也导致不同学科间越来越孤立。由此可见，现代知识系统的演化呈现由学科综合走向学科分化的特征，并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成为学科发展的主流趋势。然而，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升级和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学科之间的“孤岛—隔离”状态逐渐转向“整合—跨界”，学科交叉融合成为实现知识再生产、科技创新的必然选择和时代趋势。
首先，从知识生产模式的角度看，知识生产模式经历了从I到III的发展历程，即从传统学科知识生产模式到跨学科知识生产模式，再到超学科知识生产模式。知识生产模式理论最早由吉本斯（Michael Gibbons）等在《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当代社会科学与研究的动力学》（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一书中提出。吉本斯比较分析了知识生产模式I和知识生产模式II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系统阐述了知识生产模式的非线性跃迁过程。知识生产模式I“主要是学科的、同质的、等级的，它包括思想、方法、价值及体现在自然科学中的牛顿式标准，强调学科的边界划分和实证性”，旨在概括知识生产所必须遵循的认知和社会的规范，从而使这种知识合法化并得以传播。知识生产模式II的出现则导致了以下变化：“超越学科界限”的跨学科研究不断增长、新的质量控制形式得以发展并破坏了学科形式的评价、“问责文化”（culture of accountability）取代了“科学自主文化”（culture of autonomy of science）、“应用环境”作为研究场所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知识产生地点的多样性不断增加。后来，以卡拉雅尼斯（Elias G. Carayannis）和坎贝尔（David F. J. Campbell）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在知识生产模式I和模式II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和发展了知识生产模式III。知识生产模式III是对学科规范的超越，强调无论是在追求学科融合方面，还是在追求以复杂性或解决现实世界问题为导向的方法方面，不仅需要跨越学科界限建立联系，更要实现理论发展与专业实践的深度融合。尽管跨学科知识生产模式和超学科知识生产模式在知识特征、边界状态、动力机制等方面存在不同，但都呈现明显的突破学科边界的特征，即二者都指向学科交叉融合。由此可见，作为结构变化的力量和学术发展的动力，学科交叉融合的产生与知识生产模式的演变是密切相关的。需要指出的是，三种知识生产模式的差异性及其迭代发展并不意味着前者被后者所替代，三者是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换句话说，跨学科和超学科的存在本身就预设了学科的价值意义及其合法性证成。学科是实现学科交叉融合的重要基础和先决条件，而学科互涉又是“在构成学科实践的命名、合理化、理论化等行为中，被界定和确定的”。
其次，当代科技创新较多地发生在学科交叉融合领域，即由学科交叉融合催生。科技创新意味着科学原理的变革突破和颠覆性技术的形成，而这往往建立在不同学科领域交叉融合的基础上。相关数据显示，1901—2008年的356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奖项中，共有185项学科交叉研究成果，占比达到51.97%。其中，学科交叉研究成果在颁奖项数中所占比例由1901—1920年的32.00%上升至2001—2008年的66.70%。还有研究表明，2000—2020年的164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的成果呈现显著的学科交叉融合特征，主要表现在知识生产过程与知识生产主体两个方面。例如，人工智能的出现和发展是计算机科学、生物学、心理学、脑科学等学科交叉融合的结果，量子信息技术体现了物理学、数学、化学、材料科学等学科的融合创新。值得注意的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学科交叉融合，且强调科技创新的关键角色及其驱动功能，而科技创新在本质上正是知识的融合创新和结构重塑。从理论角度看，学科交叉融合意味着不同学科知识体系协同整合，以实现理论创新和知识再生。这与科技创新的实质意涵具有内在一致性。当代科技创新离不开学科交叉融合，同时，能够产生新质生产力的新兴科技产业和突破性创新技术往往以学科交叉融合作为重要驱动力。因此，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强化学科交叉融合在科技创新上的引领意义。所谓引领意义，是指学科交叉融合在促进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更好结合过程中发挥引领作用。具体而言，就是在新的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浪潮中，高等教育需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并着眼于技术发展带来的无限可能性，大力发展新兴学科、交叉学科，促进不同学科领域的融合发展，不断提升科研原始创新能力。
（二）战略—政策逻辑：国家战略的需求牵引与政策供给的功能驱动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教育成为大国战略博弈必争之地，围绕高素质人才和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教育的战略属性也更加凸显。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科技、人才最关键的结合点，其改革发展更需要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正如布鲁贝克（John S. Brubacher）在阐述高等教育合法性存在的政治论基础时曾指出的，“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家战略需求往往深刻影响着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在大科学时代，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已成为世界强国赢得高素质人才、占据科技制高点的不二选择。例如，英国于2018年成立了英国研究与创新署（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UKRI），并在促进学科交叉研究方面设立全球挑战研究基金（Global Challenges Research Fund，GCRF）和战略重点基金（UK Shared Prosperity Fund，SPF），以加强研究与创新能力并确保英国的领先地位。2020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了《无尽的前沿：未来75年的科学》（The Endless Frontier：The Next 75 Years in Science）报告，强调要融合学科边界，建立并完善学科交叉融合机制，从而保持美国的全球科研领导力。由此可见，国家战略需求是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重要导向和根本依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促进学科交叉融合不仅需要关注学科自身发展的“小逻辑”，更要着眼于服务国家发展的“大逻辑”。
在我国，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发展同样为国家战略需求所主导和牵引，且更具紧迫性。教育政策作为“政府在一定时期为实现一定教育目的而制定的关于教育事务的行动准则”，对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作用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在不同国家，其作用和影响的程度受国家的政治制度及教育体制等因素的制约而有所差异。在我国，教育政策对教育实践活动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的导向性、强制性和权威性等主导驱动功能更为明显。虽然我国对学科交叉融合的关注相对较晚，但21世纪后，学科交叉和高校交叉学科开始受到愈来愈多的重视。首先，国家重点学科建设和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将学科交叉融合作为重要方向和抓手。为了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学科结构优化，2006年，《教育部关于加强国家重点学科建设的意见》要求“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的建设要突出综合优势和整体水平，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和新兴学科的生长”。2015年，《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发布以来，我国已经进行了两轮“双一流”建设，均强调要鼓励和支持发展交叉学科，加强学科之间的协同融合。特别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方向得到进一步强调。其次，交叉学科在学科建设层面完成了制度化确认。2020年12月，“交叉学科”成为我国第14个学科门类，从制度层面确立了交叉学科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事实上，早在2009年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就指出，可以按照学位授予单位在学科目录外自主增设二级学科的程序设置交叉学科。然而，囿于传统学科评价体系和学科分类管理制度等局限，交叉学科建设一直面临着制度性困境并处于缓慢发展阶段。2022年9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出台，我国共计有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国家安全学、智能科学与技术等7个一级学科被确定为交叉学科门类。这不仅标志着我国交叉学科的正式设立和制度化过程不断完善，也表明交叉学科组织地位的建立和身份认同的获得，由此极大地促进了学科交叉融合理念进入实践操作层面。再次，学科专业的动态调整和整合优化进度不断推进。2023年，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要求“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新设一批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科专业，淘汰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学科专业”，同时强调以学科交叉融合加快推进一流学科建设、深化“四新”学科建设并加强基础学科专业建设。这表明，当前我国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在政策导向上与学科交叉融合发展趋势具有高度的契合性。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历史转型期，产业结构不断调整更新，学科交叉融合是体现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经济发展更好结合的关键节点，也是作为现代社会轴心机构的大学支撑我国国家发展大局、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动力。
（三）价值—行动逻辑：关系空间的价值存在和行动主体的能动建构
关系主义认为，价值具有满足性，即某一事物对其他事物的有利性或有用性，或者说价值存在于客体功能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一致性关系之中。学科交叉融合作为一种理念和方法，其所具有的重要价值正是在客体功能和主体需要的关系空间中构建的。这种价值可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学科交叉融合作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能为解决更加多元化、复杂化、综合化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变革性力量。人类社会在现代性和加速主义等的驱动下，进入一个不稳定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和模糊性（ambiguity）共存的所谓“乌卡”（VUCA）时代，传统的科学范式或学科思维与社会现实问题之间的障碍越来越凸显。正如法国社会学家莫兰（Edgar Morin）所说：“一方面我们的知识是分离的、被肢解的、箱格化的，而另一方面现实或问题愈益成为多学科性的、横向延伸的、多维度的、跨国界的、总体性的、全球化的，这两者之间的不适应变得日益宽广、深刻和严重。”这意味着，人们在看待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时需要有系统整合思维，才有可能透过表象直抵事物的本真。二是学科交叉融合是高校有组织科研的关键要素。有组织科研是相对于高校无组织科研或自由探索式科研而言的，强调大科学时代的科学研究不再局限于或依赖“个人灵感”和孤立式的工作，而更加依赖于具有大规模性且有资金、设备、人力等广泛资源的稳定投入与强力支持的科研模式。在我国，高校有组织科研立足于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是以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为主要目标的新型科研形态。当今科技创新或重大科技成果的出现不可能仅依靠个体力量，而是基于一种有组织的、团体性、建制化力量达成的。这决定了以使命性和任务性为导向的高校有组织科研必须以学科交叉融合作为重要基质，通过优化整合不同资源、协同跨部门和多主体力量以及打造学科交叉型组织等来实现重大既定目标。三是学科交叉融合有助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增强文化软实力和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举措，体现了我国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上的文化自觉和历史主动。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看，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在强调中国特色和学科特性的同时，不能故步自封和保守排外，而需要秉承“融通中外”的思想，赋予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学科之间可交流、可对话、可融合的可能性；也要嵌入跨国的、跨学科的知识社群，用原创性的理论贡献来赢得外部世界的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讲，学科交叉融合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上的价值在于，通过交叉融合形式，创生哲学社会科学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而追问世界本质的冲动终究会在文理的交汇处找到最深刻的回响。
当前，学科交叉融合已成为我国高校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的重要选择和行动路向。各高校都在大力加强交叉学科建设和超前布局未来新兴学科，以增强其对科技创新、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与引领力。首先，在“双一流”建设方面，相关数据表明，首轮41所“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学科建设总体规划中，关于促进学科交叉融合的内容平均覆盖率较高，一流交叉学科群是高校一流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还有研究发现，“双一流”建设高校积极进行学科布局调整以推动优势学科集群发展，通过项目引领培育以强化高校有组织科研，依托跨学科平台建设以聚合科技创新资源。由此可见，学科交叉融合是建设中国特色的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的重要路径选择。其次，在高校自主设置交叉学科方面，教育部公布的高校自主设置交叉学科的数据显示，共计有282所学位授予单位（不含军队单位）自主设置交叉学科1 017个。从交叉融合的数量范围来看，不同学科之间交叉融合的数量范围为2至6个，其中涉及3个源一级学科的有528个，占比为51.92%；次之是涉及4个源一级学科的交叉学科，数量为228个，占比为22.42%；涉及2个、6个源一级学科的数量较少。从学科交叉融合类型来看，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三大知识部类为划分标准，统计发现，共有7种不同知识部类之间及同一知识部类内部组成的学科交叉融合类型，其中，自然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次数最多，共计538次，占比为52.91%；最少的是人文学科与人文学科的交叉融合，共计14次，占比为1.38%（见表1）。此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三大知识部类之间以及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交叉融合次数依次分别是250次（24.58%）、84次（8.26%）、83次（8.16%）、28次（2.75%）、20次（1.97%）。再次，在组织机构方面，众多高校设置了与交叉学科相关的组织机构，为学科交叉融合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障。如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清华大学医工交叉研究院和集成电路学院、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基础与交叉科学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等等。
二、学科交叉融合实然的现实困局
学科交叉融合并非不同学科的松散结合，更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一项复杂且系统的技术集成，不仅体现了与还原主义的对抗，也是对传统学术组织和知识传播方式更为全面彻底的质疑。但是，专业化力量和封闭性制度已经深深嵌入已有的学科组织模式和科学研究中，而学科交叉融合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模式，“不管多么重大和重要，不管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着当代学科的特征，并非总会被现有的支持体系迅速接纳”。因此，在从“学科中心”向“问题中心”的范式转换中，突破学科边界限制以真正实现不同学科之间的整合也就必然会经历转换压力和发展挑战。
（一）本体之困：学科的“领地”性质与交叉融合理念互斥
“领地”（territory）是一个涉及多学科、多维度、多类型的概念。该术语起源于动物行为学领域，意指动物通过攻击和防御等行为以满足生存需求的区域。后来这一概念被引入心理学和人类学，一般指个体在其周围环境中拥有的特定空间，这个空间是个体进行保护和行动的场所。霍尔（Edward T. Hall）在微观文化层面把作用于人际交往行为的空间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固定特征空间（fixed-feature space），即个人和群体活动的基本组织形态之一，既包括物质表现形式，也包括人类在活动时支配行为的隐藏的、内在化的设计。二是半固定特征空间（semifixed-feature space），是指兼具灵活性与功能一致性从而形成的多样化的空间形态。三是非正式空间（informal space），是指个体周围的个人空间，具体包括亲密距离（intimate distance）、个人距离（personal distance）、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和公共距离（public distance）等四种表现形式。莱曼（Stanford M. Lyman）和斯科特（Marvin B. Scott）在空间关系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四种形式的领地，即公共领地（public territories）、家庭领地（home territories）、互动领地（interactional territories）和身体领地（body territories）。整体而言，“领地”是以边界作为逻辑起点的有限空间，为了区分或排斥不同事物而产生了空间内部和外部以及空间内部的同质化趋势。同时，为防止跨域和入侵，产生了领地意识和领地保护行为。
学科是在人的中介作用下产生的具有知识形态和组织形态双重属性的空间单元。褊狭的学科分类既限制着知识朝专业化和日益相互分割的方向发展，也可能导致接受这些学科训练的人，日益以学科内部的严格训练为借口，树立不必要的界限，以巩固学科的专业地位。同时，为了建立自己的领域，他们“将现代生活划分为‘科学的与占主导地位的各个方面’，从而忽视了日常生活实践。这使得学科从它正在分析的对象或经验中后撤，并将其学术化，抛弃它认为不相关的东西，保留剩余部分作为一门‘科学’的基础”。因此，无论是作为知识形态还是作为组织形态的学科，其领地意义都比较明显，领地保护现象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大学学科而言，源于欧洲中世纪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一开始便是学者行会，而行会便具有类似领地的特征。由于行会自行其是，很容易造成某些弊端，如散漫、偏执保守、排斥改革。因此，在19世纪，英国和美国都不得不通过国家立法来打开自治的高等学府的铁门，让新的学科进入课程。其中许多学科与人类利益休戚相关，而学阀们却顽固地将其拒之门外。
学科的领地性质对高校学科交叉的理念排斥主要体现在知识形态、组织形态及形成方式上。首先，对作为知识形态的学科而言，不同的学科往往因为不同的认知图式和研究范式而产生学科视野的“镜头效应”，即通过学科视野的“镜头”滤除某些现象以专门聚集感兴趣的现象。这种效应体现了不同学科在自己独有领地的工作和生活。不同学科在分享相同的主题时，可能会随着风格或侧重点的不同而不同，也可能随分工或观念结构的不同而不同。同时，不同学科或科学领域由于异质性和可渗透性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使得不同学科或科学领域之间的交叉融合程度或水平也存在不同。其次，从作为组织形态的学科来讲，由学科划分形成的研究所、院系、学部等构成大学的基本组织载体。这些组织形式具有较为严密稳定的结构和明显的组织边界，并在专业主义精神的促使下逐渐形成保守性和排他性的学科组织文化。从组织视角出发，应当反对基于学科和院系而存在的结构大门，因为其导致位于学科边界双边的专业之间距离不断增大。按部门组织学科内容更多是人为造成的割裂性结果，如同封地一般使得不同学科或科学领域之间“泾渭分明”，而这种基层学术组织架构中条块并存形成的制度壁垒常常导致学科难以交叉融合。再次，从学科交叉的形成方式来看，既有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学科交叉，也有自上而下有组织的学科交叉。不论何种形成方式，其核心特征都是知识融合：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相互学习彼此学科的知识，了解彼此的研究需求，并对研究对象形成多学科的理解共识。需要指出的是，这类理解共识既可以发生在技术、方法、工具、视角或理论中，也可以是它们之间的某种组合。只有形成理解共识的学科交叉才是有效的。然而，其形成过程往往费时费力。这无疑提高了学者参与学科交叉的风险和成本，导致他们为规避风险和降低成本而放弃参与。
（二）秩序之困：学科的“链式”构成与科层管理样态失配
学科制度是一种国家建制，不同的国家往往有不同的学科制度，而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包括学科分类制度和学科审批制度在内的学科制度，由此也就决定了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中国特色。一门学科往往需要通过进入学科目录才获得合法性身份确认和竞争性资源授权，这使得学科具有明显的行政管理属性和功能，而行政管理的科层制特点又极易造成学科结构等级秩序的存在。同时，学科建设与发展需要遵循的学科自身规律常常与学科的管理属性及功能产生价值冲突，这显然不利于以学科自身规律为底层逻辑的学科交叉融合。有学者指出，颠覆性技术创新是跨学科、跨领域的集成创新，并非设计、材料、工艺领域的“线性创新”，但这种创新在目前的行政审批和评审制度下是难以实现的。
科层制学术组织系统具有森严的等级性，学术权力集中在组织结构的顶端或中心，从而形成单一的学术决策中心或“中心—边缘”式的学术决策模式。同时，在“单位制”传统的诱致下，行政文化嵌入基层学术组织系统，自上而下的资源配置模式往往使学术权力弱于行政权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学术组织的积极性和自主性，使跨部门、跨学科合作的计划往往停留在理念层面。有学者指出，高校的资源投入往往沿着以单一学科为基础的院、系等组织纵向传递，并且在难以突破刚性、学科化的学科目录和人事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学科交叉融合过程容易出现组织虚化、趋同化和目标替代等形式化现象。此外，锦标赛式学科建设文化，尤其是管理评估机制加剧了学科的自我封闭。虽然学科评估是促进学科建设与发展的重要手段，并已成为我国学科建设的循证机制，也是高校内外部利益相关主体围绕学科发展作出价值判断的途径，对学科建设乃至高等教育整体质量保障都具有重要影响作用。但是，学科评估作为一种管制工具并非总是与科学发展的规律相适应的。第五轮教育部高校学科评估采用“一级学科绑定参评”的原则和方法，往往致使学科之间界限分明甚至竞争加剧。同时，“一级学科评估的问题还容易无形中诱导大学按照评估规则来整合不同学科与归并相关成果，提升所谓优势特色学科在全国范围内的排名和地位，而不是按照科学研究规律、国家重大现实需求以及知识生产变革趋势来凝练学科范畴，组织跨学科、交叉学科和学科群建设”。
在科学发展过程中，学科之间“链式”关联并构成学科纵横链交叉融合。所谓学科“链式”构成，意指学科之间构成包含或派生关系，并不存在一种上下等级的科层关系，强调不同学科之间的多向动态互动和学科集群构建。同时，学科之间并非完全是孤立性的存在，而是相互连接、相互依赖、层层递进、协同演进的有机整体。从隐喻的角度看，学科的“链式”构成就如同坎贝尔（Donald T. Campbell）提出的“鱼鳞模式”（Fish-Scale Model），即各专业领域就像鱼身上的鱼鳞一样相互交叠，通过独特狭窄的重叠模式实现整体的全面性。也好似波尼拉（Michael Polanyi）的学科网络关系设想，即科学被相互交叠的学科呈线形或网络状的关系所覆盖，那种在你情我愿之下建立的联系连接着所有成员。这不仅表明了学科的“链式”构成与互动在实践中呈现不同整合模式与层次，也从侧面反映了交叉融合的深度与广度。总之，学科管理的科层结构或以等级为特征的科层管理样态与科学发展中学科的“链式”样态并不一致。
（三）效益之困：学科的“弥散化”潜质与产业转化应用脱嵌
学科交叉融合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具有整合多元知识、破解复杂问题的“弥散化”潜质与特性。这种潜质表现为研究方向的前沿性、知识组合的异质性与创新产出的高度不确定性。然而，恰恰是这种驱动重大突破的“弥散化”特性，与产业转化应用所要求的精准性、嵌入性和市场适配性之间形成了深刻的结构性张力。交叉融合孕育的研创效能难以有效转化为产业实践中的应用效能，最终引致“脱嵌”困局。学科研究与创新成果需要转化以彰显其应用价值，其转化效能取决于成果的质量及其转化的途径。而学科交叉研究创造的成果具有边界模糊、流动性强、方向发散等特征，这也使其成果产业化路径更为复杂。其中，作为科技创新表征的专利是一种重要的成果形式和通向产业应用的途径，但并非所有的专利成果都会被应用或都有较好的应用效果。
我国专利转化率一直不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专利申请总量为1 677 701件，位居世界第一，且显著超过位列第二的美国（598 085件）与第三的日本（300 133件）的专利申请数量之和。但在知识产权收益方面，2023年，我国的知识产权收益约为121.7亿美元，美国约为1 344.4亿美元，即美国的知识产权收益约是我国的11倍。此外，2023年我国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率仅为5.3%，而美国高校则长期维持在50%左右，双方在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效益上同样差距悬殊。“弥散化”潜质催生的海量中国专利及成果，因无法有效“嵌入”产业生态而产生较大转化落差与价值耗散。究其深层原因，一是研创环节与产业需求间的源头性脱嵌，也就是高校科技成果“供给侧”与新兴产业“需求侧”存在错位。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因缺乏产业需求锚定，未能充分面向产业的真实、复杂需求进行定向选题和协同攻关，导致产生大量“无效供给”或脱离市场痛点的成果。二是学科链与创新链、产业链融合不够所带来的转化性脱嵌，即便产生高质量交叉成果，也难以被现有产业体系“无缝嵌入”。从实验室到生产线需经历“研发—中试—量产”多环节，但目前高校普遍缺乏中试平台和工程化团队，学科知识链、创新研发链与产业应用链之间出现断裂，逐渐形成了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的“死亡谷”（Death Valley）。
三、学科交叉融合应然的制度变革
学科交叉融合的生成逻辑与现实困局形成了学科交叉融合的发展张力。同时，不论是学科交叉融合，还是交叉学科，学科终究是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单元和核心概念。学科作为一种社会性建构，所蕴含的基于经验的科学权威性在面对不确定性和日益复杂化的环境时经历着祛魅化过程，并暴露出制度性僵化的风险。如果说学科交叉融合是我国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新领域新赛道，那么加强这一新领域新赛道的制度供给势在必行。这也是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的关键。一般而言，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存在两种组织变革方式：一是结构性变革，通过学科组织的底层架构、框架或关系进行根本性调整，创设跨学科组织或学科交叉型组织，即通过组织重构来推进学科交叉融合；二是功能性变革，即在保留原有学科组织架构不变的基础上，通过开放边界、共享资源、动态调整等机制推进学科交叉融合。要想回答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应选择何种变革方式并以什么为切入点的问题，必须先回答学科交叉融合何以发生的问题。这涉及科学的范式变革和学科之间是否有不可通约性。“不可通约性”是《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重要概念，指的是不同系统之间无法用统一标准直接比较或转换的现象。此外，书中还阐述了科学发展的动态循环模式，即范式“格式塔转换”：前范式时期—常规科学—反常—危机—科学革命—范式转换—新的常规科学。从历时性意义上，学科发展经历了从传统的单一学科、学科交叉融合，再到现代学科（包括学科的交叉融合和交叉学科）的转换，在学科的衡量标准、研究范式等方面发生了变化。传统常规学科的衡量标准、研究范式不能简单应用于现代学科。实际上，学科交叉融合遇到的种种质疑，往往在于用传统常规学科的标准衡量具有现代学科性质的学科交叉融合。学科的“领地”性质对学科交叉融合的阻碍便是一个例证。从共时性意义上，学科交叉融合同时也表明了学科之间存在某种可通约性，特别是在现代数字技术赋能下，学科研究范式已在相当程度上可通约了，这使得作为学科的学科交叉融合具有了合理性依据。因此，需要用现代学科的标准去衡量学科交叉融合和交叉学科，不仅要从学科制度层面确认其学科身份，而且亟须在科学共同体中确认其学科地位。只有在学科制度层面和科学共同体层面形成共同的确认，才能正式宣告学科交叉融合的学科化过程真正完成。基于以上认识，可以从方法论层面探讨如何选择学科交叉融合的组织制度变革方式。实际上，任何一种组织制度变革都与组织机构本身的性质和特点、履行的使命、承担的任务等因素密切相关。由于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及其机构的超复杂性，学科交叉融合的机制重构和优化路径同样应纳入高校分类改革发展。不同类型的高校由于履行的使命、承担的任务及原有的学科基础不同，选择的变革方式也不一样。即使是同一大类型的高校，也存在“类中有类、类中有层”的情形。基于学科交叉融合的两种组织制度变革方式，推进高校学科交叉融合可从以下三个方面重构机制和优化路径。
（一）以基层学科组织迭代重构知识生产共同体
在单一学科主导的传统院系结构下，学科交叉更多是以一种局部偶发的状态存在，学科壁垒与组织边界使得高度融合的交叉性研究难以有效展开。推进学科交叉融合要以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变革为切入点，因为“在一种以基层为主的学科和事业单位的矩阵中，基层革新是一种关键的变革形式”。基层学科组织作为一种小型的单位主体，往往也是学术活动与知识生产的最初场域。以基层学科组织革新与迭代发展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关键在于以问题为中心打破传统学科组织间的无形藩篱，并呈现一种所谓的“后学科”（post-disciplinary）高校趋势。针对当前学科存在的“领地”性质和过于科层化的学科管理模式，进行高校基层学科组织结构变革，以动态协作网络取代静态学科割据，重构面向复杂性问题的知识生产共同体。一是变科层制为矩阵式。矩阵式结构的学科组织促进了以问题为中心的计划和项目的开展，纵向上分布着由学科组织进行管理的各个学科，横向上用项目链接不同学科以共同解决现实问题。同时，在突破科层制组织局限性的基础上建构“无边界组织”（boundaryless organization）、“超文本组织”（hypertext organization）和“临时性组织”（temporary organization），形塑具有包容开放特征的跨学科文化，发展不同科学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贸易区”，推动组织成员依据任务的相关性自由流动，充分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突破等级性、层级化的管理模式，形成多决策中心的“分布式”执行机构。例如，在一些研究型大学实行的项目负责人制（Principal Investigator，PI），便是以问题解决为旨归的任务责任型基层学术组织形式，实质上是一个微型知识生产共同体，其构成不是以某单个学科为单位，而是一个跨学科组织。二是变学科领地制为交叉融合式。为了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近年来逐渐兴起了南方科技大学、大湾区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广州）、西湖大学等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学。这些异军突起的新型研究型大学以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国际化为办学定位与导向，试图打破传统大学的学科边界并以增量改革思维作为方法创设跨学科或超学科组织形态，从而为科研创新和学科融合发展奠定组织基础。例如，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创造性地设置了支撑融合学科发展的“枢纽（hub）—学域（thrust）”式学术架构，设立功能、信息、系统、社会四大学术枢纽，每个枢纽包含四个不同的学域，枢纽、学域间突破边界限制并实现互联互通。还有一些传统研究型大学也正在积极变革基层学术组织。例如，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新建了一些学院，这些新建学院不再按照以一级学科为基础的传统方式组建，而是依据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向趋势进行构建。总之，这些基层学术组织变革的共同内核是打破传统学科组织的制度性束缚，通过指向复杂问题的共同体公约数重构知识生产关系的底层代码，从而推动跨越组织边界的学科交叉融合发展。
（二）以学科链式协同弥合制度创新系统
学科链的本质是知识体系在演进中形成的动态关联结构，根植于科学发展交叉融合的客观规律，强调不同学科之间知识体系的连贯性与创新势能的互嵌性。链式协同不同于科层等级式关联方式，主张多个关联性主体的有序链接与协作，是对科层管理范式的革命性超越。链式协同以平等主体间的动态链接取代等级指令，通过价值递进实现资源、信息和能力的无缝整合，最终在协同共生中构筑更高效的价值创造网络，实现制度性耗散的消解与整体系统效能的跃升。在组织变革中，链式协同将功能性变革与结构性变革以链条式逻辑串联起来，形成递进式、相互支撑的协同效应。具体到学科交叉融合的组织变革，这种链式协同包括学科链自身的关联性协同和学科链与其他相关诸链的关联性协同，并意味着每条链上协同主体的不可或缺。在学科交叉融合的制度变革中，链式协同是弥合“秩序之困”的关键路径，通过将传统制度中割裂的功能优化与结构重组进行链条式统合，形成制度创新系统的主动调适。例如，可以通过构建学科群或学科集群的方式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其中，学科群是由共同属性或性质的学科组成的学科网络，而学科集群是指不受学科共同性质限制的大范围大跨度的学科交叉融合，如文理交叉融合或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融合。此外，基于链式协同的交叉学科构成，须突破一级学科为基础的学科建设模式，也就是不拘泥于一级学科，允许部分高校按领域和方向开展学科建设。从学科结构体系看，所谓“不拘泥于一级学科”，实际上涉及的是向上和向下两个维度。向上维度意味着在跨越一级学科边界的基础上走向学科间交叉融合的一种多学科、跨学科、超学科关系，而向下维度则意味着通过学科交叉融合的方式实现一级学科内部的结构重构，即以一级学科的某个二级学科（领域方向）为建设主体，并与所属学科门类下的其他学科进行交叉融合。促进学科交叉融合的链式协同，需要依托学科链与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等其他相关诸链的深度耦合。这也是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推进的重要方式，不仅要求突破高校学科之间的边界，而且需要跨界打开通向产业和科研等部门的边界。产教融合与科教融汇是学科链驱动多链协同的价值转化器，其中，产教融合能弥合“秩序之困”的科层梗阻，科教融汇能解决转化脱嵌的困局。
（三）以学科自主发展激活主体赋能机制
促进学科交叉融合需要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尤其是高校学科自主发展的权力。应把学科如何交叉融合的自主权交给高校。学科发展自主权是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核心内容，而需求牵引作为一种发展范式，强调以终端需求为核心驱动力。高校只有拥有了学科设置调整的自主权，才能够对科技发展、国家战略和市场需求作出敏锐、迅速、恰当的反应，从而破解“效益之困”的核心症结。事实上，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就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就要“加强高等学校同生产、科研和社会其他各方面的联系，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然而，时至今日，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与高校关系的一个重要议题，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层面权力适当下放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与大学办学自主权恰当行使的自下而上的改革之间尚未形成上下协同的良性互动机制。首先，应增强政策供给力度，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学科设置调整自主权，例如，赋予高校“领域定义权”，渐进式地促使学科目录由管理属性向统计功能转变；放权给部分具备条件的高校，使其根据任务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导向自主探索设置交叉学科以及单列计划，允许“双一流”建设高校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自主设置无目录学科并配套非对称资源投入，缩短“技术—市场”距离等。其次，应强化法律保障，确保大学章程的法律地位和约束效力，明确高校依法自主办学的法人主体地位，廓清政府与大学在学科建设与发展方面的权力关系和责任边界，既使政府成为有效推进高校学科交叉融合的“有为政府”，以更好地发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对学科交叉融合的引导作用，使市场需求成为牵引交叉学科设置调整的“有效市场”，又避免政府行政权力僭越高校学术权力。在廓清高校外部关系的同时，也需处理好高校的内部关系，即大学与学院之间的关系，尤其要关注和重视学院对于学科发展的主动期待与积极作为。最后，应将适应传统科层式的学科管理属性改变为符合科学规律的学科治理属性，以应对当代学科发展的多元、集成、非线性样态。一方面，要增强学科系统的稳健性，平衡多元主体在学科治理中的话语权，构建学科知识生产评价及反馈机制；另一方面，应从脆弱性角度对资源配置、学科发展等进行科学分析，识别和保护学科交叉融合可能出现的关键薄弱环节以确保学科可持续发展。只有经过高校学科自主权实质性落地与赋能机制的系统性激活，才能有效释放学科交叉融合的内生动力，使“弥散化”潜质转化为“嵌入式”动能。
【卢晓中，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
【来源：教育研究微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