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变化与技术进步将是改变我国高等教育面貌的两个决定性因素。未来，人口变化将 成为难以逆转的趋势，且智能化时代似乎也在不断压缩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就业空间。目前，人口流出较为严重的部分省份与学费标准相对较高的民办高校，已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很多高校在编制“十五五”发展规划时，都会把人口变化因素考虑进来，对扩大办学规模不再有过高的预期，甚至要主动减少学科专业数量。即便是经济发达地区与入围重点建设的高校，也难以摆脱传统学龄人口生源缩减与就业市场变化的影响，这就需要更加重视学科专业结构调整与人才培养模式变革。高等教育应对人口变化与技术进步，需要进行相应调整的事项有很多，路径与举措也有很多。因此，适时调整高等教育的目标指向是最根本的方式。本研究仅从人口变化的角度，分析如何调整高等教育目标指向以应对人口变化。
一、个体接受高等教育的三种目标指向
个体接受高等教育存在三种目标指向，由低到高依次是改善生存状况、提升生活品位和追求生命质量。在正常情况下，家庭经济状况较差的学生，其接受高等教育的目标指向更偏重改善生存状况，倾向于选择比较容易就业且能够带来较高经济回报的院校及专业。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学生，因为没有特别的生存压力，往往更加看重有助于提升其自身生活品位与生命质量的高校以及相应的学科专业。不排除个体接受高等教育是为了多重目标，既要改善生存状况，又要提升生活品位，还要追求生命质量。但是，这三种目标指向毕竟有所不同，在报考分数与录取条件较为接近之时，不同家庭经济状况的学生对高等教育类型与专业的选择，差别是比较明显的。必须看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和家庭经济收入状况不断改善，个体接受高等教育的目标指向会呈现整体上移的趋势。也就是说，出于改善生存状况的目的而选择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体数量与意愿会降低，越来越多的个体更在意的是接受高等教育能否提升自身生活品位与生命质量。个体会更多地考虑所选院校及专业能否助力自己找到更加舒适的工作，如在办公室里的工作、不受时间与地点限制的工作、富有创造性与挑战性的工作，甚至能否助力自己发展与工作无关的兴趣爱好、增加社会交往机会等。以上这些相对来说更有助于提升生活品位与生命质量，而高等教育供给向有关的学科专业、教学内容或重要群体倾斜，在将来很有可能是一种常态。西方发达国家的青年学子整体上更倾向于就读包括教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学科，或许就是这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对此，或许有人会质疑，目前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不是普遍更加重视 STEM 教育吗？不是有社会舆论认为“去文科”是大势所趋吗？青年学子选择人文社会学科就读的数量增多其实是各国加速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更加倚重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果，也与部分国家设法遏制个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整体需求持续走向“去功利化”密切相关，并不代表个体接受高等教育的目标指向发生了逆转。就像一些国家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也难以改变少子化的问题一样，希望改变个体接受高等教育目标指向的整体上移趋势也是很难做到的。
提出个体接受高等教育存在三种目标指向，是结合特定社会发展环境与个体家庭背景对高等教育促进人的发展的具体阐释。高等教育促进人的发展可以横向地分为德智体美劳等几个维度，也可以纵向地分成几个层级。提出个体接受高等教育存在改善生存状况、提升生活品位和追求生命质量三种目标指向，就是对高等教育促进人的发展进行纵向分层的初步探索，有助于动态审视高等教育、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把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情景化、时代化与结构化。简单地指出高等教育既要适应社会发展又要促进人的发展，并无多大价值，关键是要区分和识别三者关系的动态变化。至少需要认识到，无论高等教育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有多重要，或者讨论经济社会与高等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最终还是依赖于个体的选择，个体接受高等教育的目标指向的变化可能是影响高等教育未来发展的更为决定性的因素。
二、应对人口变化需要适时适度调整高等教育目标指向
人口变化主要聚焦在少子化与老龄化两个方面。较多的人口预测研究成果表明，到2035年把我国建设成教育强国之前，传统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将仍然保持平稳增长的态势。即便是到21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体目标实现之前，相对于人口总量的变化，人口的年龄与区域分布等结构性变化也是主要方面。没有必要过于担心人口变化对高等教育的整体影响，更不能简单地把部分高校新生报到率出现断崖式下降与人口变化联系起来。至少在现阶段，适当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增加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满足国家发展与莘莘学子对更高层次、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的需求，仍然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任务。从长远来看，中国作为人口大国，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相比，人口资源是我国的显著优势，对此要有足够的信心。即便是在现有的高等教育格局中，只要把高等教育质量真正摆在首要位置，包括专任教师在内的绝大多数高等教育资源也不会在 2035 年之后出现大量过剩或闲置的情况。还必须清楚的是，高等教育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促进人的发展这两个方面是辩证统一的，诸多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涵盖了人的发展维度，个体接受高等教育目标指向的上移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体现。所以，也不必过于担心个体接受高等教育的目标指向上移会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此外，传统劳动力乃至专业技术人员数量减少的问题可以通过先进的技术替代方案来解决。
以上观点并不是说高等教育可以无视人口的变化，而是为了消除高等教育的目标指向因应个体接受高等教育目标指向的变化可能引发的疑虑。况且，我国还有多种手段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推动高等教育积极应对人口变化。比如取消中等教育阶段的普职比，让中等教育毕业生有更大的选择空间；采用更为多样化的高校招生录取办法，为退伍军人、大龄青年与残障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提供必要的便利。向非传统学龄人口敞开高校的大门，甚至是已经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在职或离职人员重新到高校“回炉”，在一些国家早已不是新鲜事。到2035年前后，我国将步入超老龄社会，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 4 亿。无论是从老年人口积极养老的角度，还是从子孙抚养或再劳动力化的角度来看，高校都是大有可为的。问题的关键是，高校能否提供适合老年人的教育。世界上各个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普及化的经验也表明，提供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同样是高校能否吸纳各种生源对象的重要因素。高等教育适时适度调整目标指向以适应大众化与普及化的要求，很多国家早就这样做了。我国高等教育应对人口变化，整体而言，只要各层次与各类别高校能够满足不同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需求，在不同发展阶段有所侧重地满足个体接受高等教育以改善生存状况、提升生活品位、追求生命质量的三种目标诉求，就不会有生存之虞。具体到某些特定区域与类型的高校，如果当地人口流出较为严重，或者是某高校学费明显高出标准很多，则确实需要早点行动，以未来10年学校的发展目标与走向来审慎谋划2025—2035年的改革发展举措。一些边疆省市计划在“十五五”期间加大高校资源整合力度，一些民办高校开始布局老年大学建设，就是悟出了其中的关联与道理。
三、人口变化整体上有利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以少子化与老龄化为主要表征的人口变化趋势，对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来说，无疑是非常严峻的挑战。二孩、三孩乃至完全放开的生育政策估计也难以阻止出生人口拐点的到来和改变老年人口占比逐步加大的趋势。由于担心人口变化对高等教育的冲击，若高校提前收紧教师招聘与学校基本条件建设的关口，或者借助数字化手段来应对还要持续10年左右高等教育规模的增长，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从国家的立场与高度来看，需要尽早阐明我国对待高等教育与人口变化的基本态度，避免高等教育改革出现大起大落的风险。人口变化对高等教育的影响有利有弊，任何高校都希望在没有传统生源压力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目标、节奏与条件办学。整体而言，人口变化或许是倒逼高等教育重新审视目标指向、全面调整学科专业布局、着力提升办学质量的重要机遇。高校必须有更大的担当作为，才能适应个体接受高等教育需求多样化与去经济化的整体趋向，才能缓解因技术进步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带来的毕业生就业压力，才能为国家积极应对超老龄社会的来临提供新思路、新举措与新方案。
让个体接受高等教育目标指向的变化，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然而，只调整学科专业与变革教育教学内容，可能还远远不够，关键是保障高等教育质量。没有足够的资源与压力，高校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而人口变化却可以从四个方面促进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一是传统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变化迎来拐点之后，高等学校未必需要相应地缩减教师规模，而且也不是那么容易地做到解聘一些教师。最大的可能是调整国家规定的生师比标准，一些高水平大学在生师比上就可以向欧美发达国家的高校看齐，地方高校也可以较大幅度地降低生师比。由此，生师比降低了，师生互动的机会就会增加，教师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钻研教学与学问。二是高校之间的生源竞争压力会加大，没有更高的质量，就没有充足的生源。高校出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必须更为自觉地改善办学条件。教师要想方设法地保住自己的教职，就必须更加尊重关心学生。三是高校会引导部分教师将工作重点转向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高质量的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能反哺人才培养，为提高课堂教学水平和改善实习条件提供更多的支持。四是高校会加大向非传统学龄人口开放的力度，以更加具有针对性与灵活性的学科专业设置、教育教学内容和授课方式来招收没有特别功利需求的各种潜在生源。概而言之，高校承载的社会选拔功能会弱化，高校与社会大众的交换价值会被抬升，只有物有所值的高等教育才能赢得社会认可。总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党的奋斗目标，“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国家对教育事业发展的庄严承诺，协调好调整高等教育目标指向与应对人口变化之间的关系，是我国高等教育开新局、谋新篇的新方法。
陈廷柱 （文章摘自《现代教育管理》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